原標題：連接夏家店下層文化與上層文化的鏈條找到了——（引題）

魏營子出土青銅器補齊文化斷層（主題）

遼寧日報記者 吳 限

提 要

生活在遼西、距今四千年至三千五百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群消失后，遼西地區歷史出現了五百年的“斷檔”。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凌河流域發現窖藏青銅器。郭大順認為，這些器物的主人是西周初期活動于燕地的殷商遺民，屬于魏營子文化。這一發現，補齊了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之間的斷代。

父辛鼎 帶有3字銘文：上面一字為族徽，下面兩字為“父辛”。

圉簋 耳部加鑄了虎噬豬的形象，是中原與游牧文化融合的典范。銘文：“王卉于成周，王錫圉貝用作寶尊彝”。

魚尊 銘文為“魚”，是家族族徽。

伯矩甗 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稱為甑（zèng），中間是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過；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高足間可燒火加熱。 內腹有6字銘文：“白（伯）矩乍（作）寶尊彝”。它是周初時期，燕勢力到達長城以北的又一實證。

帶銘文和族徽青銅器為研究提供方向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以郭大順為代表的考古專家從多方面入手，對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窖藏青銅器進行研究。郭大順告訴記者：“我們主要是對比帶有族徽和銘文的青銅器。”

1973年，喀左縣平房子鎮北洞窖藏坑出土一件大方鼎，腹底鑄有己（jì）族族徽。在此前后，北京順義牛欄山也有同樣族徽的青銅器出土。己族是商代貴族，其家族青銅器從商代一直延續到春秋時期。

1974年，在喀左縣平房子鎮山灣子村發現一件“伯矩甗（yǎn）”，鑄有銘文“伯矩作寶尊彝”。“矩”是人名，“伯”表示排行。史料載，伯矩的父親叫“戊”，是商代人。伯矩制作的青銅器在北京琉璃河墓地也有發現。伯矩家族掌管著迎接周王使者的事務，很可能是當時的外交家。

有意思的是，在喀左縣波汰溝出土了一件西周時期的青銅圉簋（guǐ），這是一件典型的方座簋，最為奇特之處在于它的耳部加鑄了虎噬豬的形象。虎與豬的首部都是圓雕，虎身則為平雕，虎噬動物為北方草原文化固有題材。從中可以看出，這是一件融合中原商周文化、當地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典型范本。圉簋的內底鑄有14字銘文：“王卉于成周，王錫圉貝用作寶尊彝”。郭大順解釋，這是圉族的首領為了紀念他參加周王在成周（今河南洛陽）舉行的祭祀活動而制作。作器者圉應是當時燕國的一位高官。

為什么遼西會出土這么多帶有商代族徽的青銅器？郭大順說，他們都是殷商遺民。一部分貴族被分封到燕地，他們帶來了青銅器，還有一部分當地人制造了帶有本地特色的青銅器。

那么，是什么人埋藏了這些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郭大順等考古工作者在不斷地尋找答案。

魏營子文化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延續

1971年，郭大順等考古工作者在朝陽縣魏營子發現了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墓葬采用有中原特點的木槨，隨葬的青銅器中，帶有遼西特色的車馬器較多，證明西周早期，遼西已經存在鑄造青銅器的人群，同時出土許多具有濃厚地方特點的粗砂紅陶和紅褐繩紋陶片，具有夏家店下層文化特點。

1978年，在喀左縣和尚溝一座木槨墓葬中出土兩件青銅器，在銅壺壺底有“丙”字銘文，時代斷定為商周之際。墓內同時出土兩件陶器，都為飾繩紋的紅褐陶缽，跟魏營子墓葬陶片特征一致。

隨后，考古工作者在喀左縣高家洞連續發現了兩個墓葬，出土一件銅瓿（bù），體形較小，這件在當地墓葬中出土的銅瓿形制與喀左北洞窖藏坑出土的瓿完全一樣。后經清理，墓內還出土了兩件具有魏營子墓葬類型特征的繩紋陶缽，時代上限在商代晚期。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在喀左、義縣、錦州陸續發現這類遺存100多個，出土了大量具有魏營子類型的陶器。于是，考古學家將這種類型遺存命名為魏營子文化類型。

魏營子文化的基本特征在陶器上體現為以夾砂灰褐陶、紅褐陶為主，與夏家店下層文化有傳承關系；在銅器上，則以具有地方特色的玲形飾、戈、戰斧、環首刀、短莖式曲刃劍、齒柄刀等兵器和銅鏡、器蓋、帶嘴缽形器等生活用品為代表，吸收中原青銅文化。

一直以來，考古專家對分布在西遼河流域、距今4000年至3500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群去哪兒了存在爭議。而魏營子文化是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之間的一種文化類型，年代為商代晚期，分布范圍又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相當，大小凌河流域是魏營子文化的中心分布區。如此，魏營子文化正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延續。

那么魏營子文化類型與窖藏商周青銅器是不是同一種文化呢？

考古工作者在喀左青銅器窖藏坑中找到了線索。郭大順介紹，喀左北洞2號窖藏坑出土一件小銅缽。小銅缽位置排在銅器群的尾部，放在一件方座簋內。這件并不起眼的銅缽，體形小而簡單，通體光素無紋飾，造型、做工與同坑其他器物完全不同，可以肯定，這是一件地地道道的當地產品。

1979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喀左縣波汰溝和花爾樓窖藏坑中，發現了有典型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帶玲青銅刀、銅勺和一件帶鈴青銅俎，流行時代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

在埋藏中原青銅器的窖藏坑內發現當地制作的青銅器，這讓考古工作者異常興奮。通過將窖藏青銅器和魏營子文化青銅器比較后，考古學家發現，喀左窖藏青銅器與魏營子文化存在共存關系，兩者無論是在時代和分布地域上，都相吻合，是一個群體。

專家指出，魏營子文化的發現不僅填補了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上層兩種文化之間的年代空白，而且為辨識東北地區與魏營子文化處于相同發展階段的其他文化遺存提供了比照標準。

遼西逐漸融入中原文化

那么，當地人為什么要把這么貴重的禮器埋藏起來呢？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堅分析，石頭和石板在窖藏中頻繁使用，這是草原地帶的墓葬和窖藏的顯著特征。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根據窖藏青銅器大多為重器且都面對大山，將喀左窖藏青銅器與此前紅山文化的壇、廟、冢等祭祀結構聯系起來研究，結合文獻中商代人的“郊”“褅”等祭祀方式，認為窖藏這些青銅器應該和祭祀山川的自然崇拜有關。他提出，遠在距今5000年至3000年間，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廣大區域的先民，沿襲先人用重器祭祀的傳統，利用青銅器舉行重大的儀式。郭大順進一步闡釋蘇秉琦的觀點：“喀左北洞2號窖藏坑壁以石壘砌，青銅器埋藏有序。坑內多見燒灰土，方鼎和其他青銅器上也有火燒的煙跡，應該是舉行過某種祭祀活動形成。而喀左窖藏洞面對的孤山，與其他大山互不相連，顏色呈暗紅色，雄偉獨特，是他們祭祀山川的對象。”

“換個角度來說，如此眾多的商周時期青銅器在遼西出現，并不意外。”郭大順說，我國古代的青銅器以商周時期的中原地區最為發達。遼寧地處華北、東北、北方三大自然地理區域之間的過渡地帶，是人類開發較早的地區之一，這一地理優勢，使之與中原文明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交流與聯系。戰國時期燕文化大規模進入東北之前，東北地區曾存在七類文化遺存，但在燕將秦開破胡后，這一地區的政治生態、民族布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為后來中央政權在東北建立郡縣制并實施有效管轄提供了保證。喀左出土窖藏青銅器，進一步證明了東北文明與華夏文明一脈同根。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喬梁在《燕文化進入前的遼西》一文中指出，燕將東北的南部正式納入中原王朝體系的版圖，為即將形成的秦漢帝國對東北的有效管轄奠定了基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態勢也由此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本版圖片由遼寧省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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